历史文化源流 | 法度者 正之至也

    “法度者，正之至也。”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法治建设。

　　——2月16日，《求是》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》

　　“法度者，正之至也”出自《黄帝四经·经法·君正》，原文为：“法度者，正之至也。而以法度治者，不可乱也。而生法度者，不可乱也。精公无私而赏罚信，所以治也。”意思是说：法令、制度，是至公至正的存在，以法度来治理国家，不能任意妄为；创立制度、颁布法律，不能随意而作。秉公办事，公正无私，赏罚分明才能取信于民，这是治理天下的大道所在。

　　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了“法”的意识，认识到依法治国的必要性。《管子》说：“法者，天下之程式也，万事之仪表也。”法，是所有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。商鞅认为，法度是维护公共利益的柱石，是治国的根本，“故明主慎法制，言不中法者不听也，行不中法者不高也，事不中法者不为也。”他也主张公平执法，“任法去私，而国无‘隙’‘蠹’矣。”韩非子认为，以法治国治吏是最有效、最周全的治国之策，“家有常业，虽饥不饿；国有常法，虽危不亡。”一个家庭若有恒常的产业，即使遭遇饥荒也不会挨饿，一个国家若有恒定的法律，即使遇到危难也不致灭亡。

　　“法立，有犯而必施；令出，唯行而不返。”法律得到有效实施和执行，对于治国理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。两千多年前，商鞅推行一系列新法令，助力秦国富国强兵，“徙木立信”体现了法律的权威和制度的诚信。公元前206年，刘邦率领大军攻入关中，占领秦都咸阳。他接受樊哙、张良的劝告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。为了争取民心，废黜秦朝的严刑峻法，与关中父老“约法三章”——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”，达到了刑清政简、应者云集的治理境界。韩信曾明确提出，汉军与楚军的明显不同就是严守维护百姓利益的法度。

　　法不仅用来惩恶，更与德、善紧紧相连。儒家治国的出发点是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，但是德与礼往往需要通过法律制度来落实。因此，儒家讲德治礼治，但同样主张礼法合治、德主刑辅。从孔子提出“宽猛相济”，到孟子提出“徒善不足以为政，徒法不能以自行”；从荀子提出“隆礼重法”，到汉代董仲舒强调治国“阳为德，阴为刑”“大德而小刑”；从《唐律疏议》明文规定“德礼为政教之本,刑罚为政教之用”，到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延续德法合治，都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。通过这种治理方式让法律与道德合而为一，以礼为法之基础，通过赏善惩恶，促使每个人都走正道，达到德的境界。这样，法便和礼、德一样，具有了厚民俗、善民风的重要作用，同时也有了更加直抵人心的力量。

　　五千年中华文明，蕴含了构建在道德基础上的法律价值系统，承载着丰富的国家与社会治理经验。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，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法治建设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，我们党制定了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》和大量法律法令，创造了“马锡五审判方式”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，我们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国家机构组织法、选举法、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规，建立起社会主义法制框架体系，确立了社会主义司法制度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，我们党提出“有法可依、有法必依、执法必严、违法必究”的方针，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，把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。

　　党的十八大以来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“四个全面”战略布局有力推进，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，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。挖掘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，弘扬出礼入刑、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，民惟邦本、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，天下无讼、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，德主刑辅、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，中华法治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科学指引下，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，法治中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。

　　法治兴则国兴，法治强则国强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，不断弘扬法治精神，凝聚法治力量，发挥法治固根本、稳预期、利长远的重要作用，我们就能更好把社会主义法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法治保障，为人类政治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。（田心）